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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西安期间，当贝特兰获悉西安附近的咸阳有一支红军部队时，他立刻骑着自行车出城寻访，最终在一个农民的热心帮助下找到了红军。贝特兰写道：“他这么做，并不要一分钱。我开始真正认识到了红军强大的一个秘密：似乎可以这么说，只要有可能，中国的乡下人总会给予他们保护和帮助，而这些对其他任何军队则从不给予。”贝特兰发现，“这些年轻人一戴上红五星，个性便立刻发生了变化。……这支队伍体现着力量和自信，而这在用旧家庭传统培养出来的青年人中间，是不常见的。伴随着这种精神风貌，便是行为举止的坦率和开放。而令人奇怪的是，这恰好正是西方人的特点”。

　　卢沟桥事变后，贝特兰应的邀请访问延安。他十分关切的是，在中国曾对立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，究竟能实现何种程度的团结合作？这也是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形势普遍关注的问题。逐一回答了贝特兰的疑问，表明了中国主张抗日以及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决心。在跟随八路战华北前线的战火硝烟里，贝特兰更加理解了“统一战线”对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。他在报道中写道：“现在，一种新的团结观念、一种新的共同利益的观念，第一次在中国的各党派和各阶层中间萌发了。在前线，它正在战火中得到证实，在那里联合的要求是最迫切的。”这是一群“不可征服的人们”。

　　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发起了对香港的进攻，保盟处境危险，贝特兰力劝宋庆龄离开香港，前往缅甸或印度重新开展工作。而他自己却决定留下，以志愿军的身份拿起武器，投身到保卫香港的第一线天后，港英当局宣布投降，贝特兰不幸被俘。日军希望贝特兰能够利用自己西方记者的影响力，为日本撰写文章，宣扬美化日本法西斯侵略行径，遭到贝特兰的断然回绝。他先后被囚禁于香港和日本的战俘营，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，才得以释放。